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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研究
  发布时间:2014-01-06 03:41:57 打印 字号: | |

我国刑事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研究

              秀山法院    杨阳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但其相关权利却处于缺失状态,尤其是量刑建议权。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是建立在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基础上的权利,设置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对于鼓励被害人充分参与诉讼、对被告人起到刑罚警示作用、补充及制衡公诉职能、提高审判效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我国有必要设置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充分维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字:刑事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必要性

一、被害人的范畴界定及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概念

关于被害人的含义,不同的学科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有的是从被害人学的角度,有的是从犯罪学、社会学的角度,本文则是从刑事诉讼法学的角度进行理解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有学者从实体、程序意义上进行分类:“实体意义上的被害人,是指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被害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程序上意义上的被害人仅指公诉案件中的刑事被害人。” 有学者则从广义、狭义角度考虑:“广义的被害人泛指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以及反诉成立的部分反诉人;狭义的被害人专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 

因为笔者是从刑事诉讼程序角度思考,更多地是在考虑了有公诉人因素的情况下,分析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方面的权利的,而且,讨论了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自诉案件中的情况便不再是难题。因此,本文所指的“被害人”限定在狭义上,即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进一步讲,相比对于法人和其他组织等被害人来说,量刑建议权的设置和行使更多地牵涉到“自然人被害人”的心理慰藉和精神恢复,提高其参诉积极性,并实现被害个体的社会回归等,因此该项权利与自然人权益保护的联系更为紧密。所以,考虑上述两方面原因,本文所称的刑事被害人专指公诉案件中的自然人被害人,后文简称被害人。

“量刑建议权,是一方根据自己的认识向居中法官作出的一种制裁请求。” 在徐静村教授给出的定义中,没有限定量刑建议权的享有主体,但是,目前很多国家刑事诉讼法律规定公诉机关有请求法官对被告人在定罪的基础上处以特定的或一定幅度内的刑罚的权利,却很少有关于被害人享有此项权利的规定。

随着被害人地位的提高,其诉讼权利也应得到相应的加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没有明确检查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但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我国公诉机关事实上已拥有量刑建议权。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确认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同时,相关法律及解释却没有明确赋予其相当的权利,也就是被害人与公诉机关同作为控诉主体,但被害人却未真正享有量刑建议权。这一问题的最根本解决方式就是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因此,本文将以设置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的必要性为中心进行粗浅的论析。

二、设置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必要性

关于刑事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的意义,C市某基层法院对一起妻杀夫案的审判带给我们些许启示。案情经过是这样的:被告人李某(男)由于与妻子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感情不和,在外与毛某(女)有私情,李某之妻韩某一气之下,产生杀夫念头,遂买来毒药,并实施毒害行为,但李某经及时抢救未亡。在检察院审查起诉询问被害人意见时,李某因悔悟自己抛妻弃子的行为在先,认为妻子虽有故意杀害行为,但主观恶性较小,情节较轻,加之考虑到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照顾,遂向检察院提出从轻处罚韩某的意见,建议刑期不超过十年。但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只是提及韩某无自首等法定量刑情节,却并未列明被害人的该项意见。而且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因为被害人未出庭,其从轻的量刑建议最终未被法院考虑,韩某被判有期徒刑13年。韩某不服一审判决,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 

依照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最终被采纳,法官认定韩某的犯罪行为情节较轻,对其在十年以下量刑是合法合理的。归结本案中导致被害人量刑建议得不到采纳,被告人最终不服一审判决而提出上诉的原因,就是我国刑事立法对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没有明确规定,从而司法实践中也就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这样,不但使国家对犯罪的追究与被害人的意愿相背离,也不利于对被告人的教育改造,而且还浪费了司法资源。

从理论上讲,在强调司法公正,实现诉讼文明的法律环境下,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是题中应有之意。首先,保护被害人的合法利益是刑事司法的目的之一。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物质上的损失或精神上的痛苦,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不仅提供给被害人陈述其所受伤害和表达其量刑意见的机会,还能使法官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实现公正判决。再者,保障人权理应全面,不能只侧重保护被害人,但也不能单强调被告人,任何偏颇都会使法律这一天平难以平衡。所以,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不但能够加强对被害人保护的力度,有利于平衡诉讼各方利益,而且有利于引导被害人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而非不正当的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从而促进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三、设置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意义

(一)鼓励刑事被害人充分参与诉讼

国家和法律制度形成之后,由于国家机器的强化和法治理念的发展,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也几经变化。“由弹劾制下的原告人转换为纠问制下的让人再到大陆法系诸国的诉讼当事人或准当事人。” 在弹劾式的刑事诉讼制度下,刑事被害人与民事被害人一样,享有控方当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犯罪不仅侵害被害人个人利益,而且还侵害了国家或社会利益,因此,国家追诉制度确立并巩固,被害人的追诉权利转为公诉机关的追诉权力。

诚然,国家追究犯罪有其天然的优势,因为国家拥有监狱、警察、军队等暴力工具,有庞大的财政收入,更重要的就是国家是独立于冲突双方的第三人,能够更公平地解决冲突,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诉讼的文明进步。但客观上,国家权力具有天然膨胀性,很容易排斥被害人的个人权利。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长期遗留下来的“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在短期内依然无法彻底改变。这导致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大多只能在公诉案件中以消极的证人身份出现,其大部分权利无法行使。这样的后果就是:直接地,被害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追诉和审判的结果,司法实践中的权利无法保障;间接地,被害人因为在诉讼过程中没有能够与被告人进行有效对抗的权利,无望之余便会对立法上已有的权利也怠于行使,致使所有权利都形同虚设。刑事司法制度轻视被害人的权利,被害人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加之心理上惧怕在庭审中再次受到伤害,被害人对于参诉的态度往往是消极,甚至是抵抗的。

如果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便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上述状况。若被害人享有量刑建议权,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刑罚幅度范围内向法官提出对被告人量刑的建议,这样可使犯罪行为因侵害被害人的利益而起,也可援被害人的意见而终,这样更符合诉讼的价值取向。客观上,当被害人能够有机会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愿,其诉讼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才有了现实的意义,权利才有了行使的动力,对诉讼的参与才有了必要。主观上,享有量刑建议权是对被害人心理上的一种慰藉,能够减轻犯罪对其造成的心理阴影。因此,被害人参诉的积极性会得以提高。

进一步讲,量刑建议权的有效行使需要其他权利的相互配合,如参诉权、知情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等。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会带动其更加关注自己的其他相关权利,而且为了得到更公正的待遇,被害人会积极主动地了解案件侦查情况、积极出庭、配合审理,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总之,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不只是为了被害人表达其对犯罪的处理意见,而且有利于被害人在遭受犯罪的侵害之后,去积极地维护自身权益,走出犯罪阴影,尽快回归社会,从而也更全面地推动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二)对刑事被告人起到刑罚警示作用

不论是在法学理论研究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学者及司法人员都侧重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虽然这其中有限制国家公权力、保障被告人人权的需要,但忽视被害人权利的保护,造成对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未免有失公允。刑事被告人是因为实施或可能实施了严重的社会危害行为而进入刑事诉讼阶段,在之后的诉讼过程中,因为其被定位为与国家力量相对的弱小个体,为了防止国家公权力对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侵犯,被告人被赋予了很多权利与国家公权力对抗,这确实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文明化。但是,作为犯罪的受害者——刑事被害人,也正是因为遭受了这种犯罪行为所导致的严重危害后果,才成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一方,很多情况下,刑事被害人同样作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却没有与被告人相当的权利,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

而且,被害人在目前的审判过程中只担当了证人的角色,有“接受询问”、“陈述犯罪事实”的权利。抛开被害人的这种证人身份到底意味着“权利”还是“义务”不说,单就面对犯罪所遗留下来的一片狼藉,被害人只有陈述犯罪事实再现犯罪情景,而没有就案件如何处理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就是不合情理和逻辑的。

如果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对个案被告人或潜在的犯罪人都能起到刑罚警示的作用。首先,被害人享有量刑建议权,其相对于被告人便不仅只是“受其害”,还能“关其痛”,这样可令被告人对被害人有所顾忌。被告人为了减轻自己将要受到的刑罚,会对恢复被害人的权益和心理做出积极响应。如果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支持,并且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偏向于“重刑化”,是刑罚的应有效果,促使被告人犯罪之后能深刻认识自己对被害人所造成的伤害之深;如果量刑建议偏向“轻刑化”,更是能使被告人真心悔悟,积极配合改造教育,悔过自新。其次,被害人享有量刑建议权,对于潜在犯罪人来说,因为他能够预测到在犯罪之后,其刑事责任的追究会受到被害人的量刑建议的影响,从而变得行事有所顾及。

因此,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使其能在诉讼中对被告人有一定的牵制作用,这不仅是对个案中被告人的应有惩罚,有利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和被告人的改过自新,发挥刑事诉讼的教育功能,而且,客观上也是对潜在犯罪人的一种精神上的警示,可以预防犯罪。

(三)对公诉职能的补充及制衡作用

犯罪对被害人的侵害是直接的,而对社会的侵害是间接的,公诉机关作为这种间接利益的保护者对案件所持的态度未必能得到被害人的认可。公诉机关站在保护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案情,其提出的量刑建议难免会忽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法院单纯考量这一量刑建议而作出的判决,也同样可能不利于真正地解决当事人双方矛盾和犯罪所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如果在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之外,也赋予被害人以量刑建议权,在被害人的量刑建议得以表达的同时,公诉机关的意见可以得到补充,法院亦能更全面地考虑问题进而对案件进行正确处理。这样的诉讼结果能够更好地做到兼顾国家和个人利益,以全面优化公诉案件的社会效果。

再者,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其与案件结局有着最密切的的利害关系,但相比之下,公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案件的关系便松散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什么利益主体出于何种目的企图对量刑有所影响,想收买前者要比后者困难得多。因为无论是利益诱惑还是心理攻克,欲左右前者所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都将远远高于后者,而且须足够高。而对于只有工作职责的公诉机关和人员来说,在相对中立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其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需要的诱惑成本很低,因此,官员清廉和司法公正都很容易遭到潜在威胁。

由此不难得出,因为被害人与案件有更稳定的关系,其提出的量刑建议被无故操纵的可能性更小,所以,量刑建议不应单纯只由公诉机关提出。完全由公诉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难免会使其出于本机关的利益或他方给予的利益诱惑而造成权力的滥用。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作为与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力相对应的一种牵制力量存在,有利于公诉机关的公正司法和公诉职能的完善。

所以,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一方面,可以降低公诉意见对案件处理的不适宜度,起到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打破公诉机关权力过大的局面,在量刑建议权力之外设置量刑建议权利,两者可以形成对照,既有利于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正确合理行使,也有利于公诉机关的公正和清廉。

(四)提高法院的审判效率

被害人作为对犯罪过程最为了解的主体,如果其因享有量刑建议权而积极参与诉讼,并且依法提出的量刑建议能够得到尊重,而与司法机关积极合作,便能促进案件的顺利审理和正确判决,从而提高司法效率。如果立法上对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加以正确引导和规范,法院认真核实,严格把关,量刑建议权的设置和行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可以降到可接受的水平的,即远远小于其所带来的积极效果。

很多学者分析为什么法院的司法满意度在公检法系统中排名最差,有一种结论是:法院始终要面对的是相互对立的两方,一份判决让其中一方满意,便很难让另一方也满意,所以,如果满意度最高为100%,法院的满意度便很难超过50%。这种说法虽然不免使司法满意度过于量化,但却也不乏道理。试想赋予被害人以量刑建议权后,不满意的50%会不会能够有所降低?

首先,被害人本身可能因为自己的量刑建议能在诉讼中有一席之地,而使怨气有所消解,如果法院确实认真考虑了其量刑建议并且明示出来,提高被害人对法院的满意度是不难的。当然,在国外很多实例表明,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引来很多争议,认为被害人在拥有量刑建议权之后,如果法院的公正量刑与被害人的权利期望之间有差距,可能再次给被害人心理造成伤害,并引发其对司法的不信任。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虽然量刑的结果可能会给被害人以失望感,但却不能因此而剥夺这项权利,即被害人权利行使的机会本身。其次,其他条件不变,被害人行使了量刑建议权后,被告人便有理由这样理解:法院之所以如此判决,是考虑了被害人的建议的,而被害人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量刑建议,又是自己的犯罪行为所致。这样,便可以将被告人关于量刑方面的不满意合理地、安全地转移出去一部分。因此,被告人针对法院在量刑上的不解或者不满便会大大降低。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可以看出,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有诸多好处,如使被害人积极参与案件审理,全力配合;使被告人尽其所能,伏法改过,公诉机关尽职尽责,公正清廉,在维护被害人、被告人和国家三方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各种效果最终汇集到法院的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彰显法律的公正与权威,有利于全面推进法治建设。

责任编辑:重庆四中院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