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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比较研究
  发布时间:2014-01-06 03:42:28 打印 字号: | |

刑事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比较研究

             秀山法院     田关伟

目前,不少国家关于被害人量刑建议的制度包含在被害人陈述制度中,量刑意见构成陈述内容的一部分。本文从具体、明了的角度上所称的量刑建议权在国外大多被包含在被害人陈述权中,因此,本文主要是对典型国家的被害人陈述权中对量刑有影响的部分进行分析。通过比较研究,取国外法律之精华,补我国法律之不足。

由于法律传统及立法理念等方面原因,被害人陈述权主要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当然,随着对被害人利益保护意识的加强,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在本国诉讼结构基础上,学习借鉴英美法,也赋予了被害人量刑建议方面的陈述权利。

一、英美法系

在英美量刑程序中,被害人及其亲属主要是通过被害人影响陈述的方式来影响量刑的。被害人通常是通过检察官来发挥其对量刑的影响,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也可以独立于检察官发挥其作用。 “所谓被害人影响陈述,是指使法官知晓任何犯罪所导致的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和生理或精神损害的陈述。” 

(一)美国

在美国,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在学术研究和司法实务中逐渐得到重视,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亦有加强之势。 体现在《被害人权利及损害恢复法》、《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犯罪被害人法》等一系列法案,以及各州关于被害人保护方面所做出的相关规定。

具体到被害人对量刑的影响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检察官在提出公诉意见之前,须询问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以征求其对案件的意见。二是在量刑阶段,法院为被害人提供就犯罪给其及其家族造成影响进行陈述的机会,并认真听取该陈述。即“检察官和法官在接受最后的辩诉交易之前,通常要征求被害人的意见,而且如果判决本身不是辩诉交易的一部分,受害人在判决作出之前,常常要么到法庭上向法官提出自己的看法;要么向正在准备量刑报告的缓刑官谈话以期影响缓刑官的判决推荐报告”。 

程序方面,美国的量刑程序独立于定罪程序决定了其量刑阶段的特殊性。“对于大多数重罪和一些轻罪,在法官定罪之后并不马上量刑,而是先确定一个量刑期日,这是为了留出充分的时间进行量刑前调查,由缓刑官根据量刑前调查的资料制作一份具体的量刑前报告。” 该报告就犯罪人和犯罪行为方面为法官的量刑工作提供更全面的信息。为了搜集与犯罪有关的重要资料(复印件)以及其他记录,缓刑官除了会见被告人及检察官等人员,还可以与被害人交流,并将得到的信息与被告人所提供的相互对照。“量刑时,法官一般根据量刑前报告、被告人的陈述和律师的陈述作出判决。” 所以,法官的判决结果就直接或间接地包含了被害人对量刑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这种包含了量刑建议的被害结果陈述需要遵守的程序相对比较宽松。陈述的方式既可以是口头的,又可以是书面,即被害人可以在法官的量刑审理过程中直接进行口头陈述,或者在缓刑官与被害人面谈后,以被害结果判决前调查报告书记载的书面形式提出也可以,而且也允许检察官向法院提出。当然也可以是缓刑官或者检察官和被害人协议以书面附加被害结果陈述的形式。 

(二)英国

英国在量刑阶段允许被害人陈述(Victim Statement)。1990年第一次被害人宪章(Victim’s Charter)提出了引进类似美国的被害人结果陈述的被害人陈述提案。 继而,1996年第二次被害人宪章中规定了被害人的陈述提出权,宣告对于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影响,可以以书面形式陈述。 

与美国类似的是,在提起公诉前,皇家检控署与警察局须询问被害人的意见,且在起诉中考虑被害人的利益。 而且《英国皇家检察官准则》规定,皇家检察官应该依照公共利益办事,但要细心地考虑被害人的利益,这一点是决定公共利益之所在的重要因素。 这样,被害人的意见就可以通过检察官的起诉,提至法官,最终影响到定罪量刑。当然,被害人在审判阶段也享有被害影响陈述的权利,陈述由皇家检控署转交法院。而且,在英国,量刑前也要进行调查并制作量刑前报告,而且该报告对于最终的量刑具有重要的影响。量刑前报告在关于犯罪结果的评价部分,包括了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影响、犯罪者对被害人的态度的评价和犯罪的后果。

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的被害人陈述形式相对单一,程序也更加严格。被害人应以书面形式在陈述中提出量刑意见,因此,法官需要保护观察官制作判决前调查报告。被害人陈述承认的范围也是狭窄的,不承认和排除被害人家族意见的听证关联性。

二、大陆法系

很多大陆法系国家不仅在法律中明确被害人的概念,而且还明确规定了被害人的刑事诉讼地位和相关权利,如:德国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即享有当事人地位,而且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编还专门规定了被害人参加程序。但是,根据掌握的资料,未搜集到法国、德国等典型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及类似权利的规定。日本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其不断进行立法司法改革,很多法律制度源于英美国家,融合了两大法系的理念,对被害人量刑建议方面的权利有所规定,即情状陈述权,值得我们研究。

所谓情状陈述权,基本与被害影响陈述权类似,是指基于被害人或者其遗属的申请,被害人同证人询问相分离,不是以证人身份接受询问的形式而行使本然的陈述权。被害人陈述的机会可以保障,并且在量刑时作为参酌的方法而应用。

程序上,如果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欲进行陈述,应当先向检察官提出申请,检察官对申请附加意见后提交给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法官为明确被害人等陈述意见的旨趣,可以质问陈述意见的人。 被害人已经做过陈述或者陈述、询问重复,或者陈述与案件无关的事项的,裁判上对此存在限制。情状陈述承认对被告人处罚意见等有关以被害心情为中心的意见,但关于事实意见等基本不予承认。尽管情状陈述不能作为事实认定的证据使用,但可以作为量刑资料使用。

日本被害人的情状陈述意见,在2007年“为谋求犯罪被害人等权利利益的保护刑事诉讼法等一部分修正法律”中规定,从2008年12月开始实施。当然,学界对于情状陈述权一直存在争议,如对被害人拥有情状陈述权后,是否会引发重刑化的争论就很激烈。

三、我国刑事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缺失及其原因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的诸多诉讼权利,并且明确了被害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通观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被害人在审判阶段享有参加庭审、陈述案件事实、申请回避、提交证据、经审判长准许可以就公诉人对被告人讯问的情况进行补充性发问、申请调取新的证据以及与被告人进行辩论等权利。但是,被害人除了“作为证人角色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时可能提及其所受到的侵害以间接影响到量刑外,其他途径对法官量刑的影响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有人认为,不应该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的权利,原因是与被害人一同作为控诉方的公诉人已经享有量刑建议权,再赋予被害人此权利实属重复。确实,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16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1条,都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应在起诉书中明确被告人犯罪性质、法定从轻、减轻或从重处罚的情节等内容,并应提供能证明指控内容的主要证据。不能否认检察机关对被害人起到的保护作用,但是,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关,其提出的“危害程度,法定情节”很大程度上是站在社会立场上而言的,很难真正站在犯罪对被害人所造成的危害角度上考虑。这种情况下,只由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而没有专门的制度保障被害人独立声明他所关心的问题和对犯罪(人)及量刑的态度,本身就是有所欠缺的。

公法不同于私法,私法领域的权利不禁止即享有,而在公法领域,权利只有被赋予才能够享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但这里并未明确规定公诉机关听取被害人意见的内容涉及对量刑的建议,因此不能说明被害人享有量刑建议权并通过检察机关的公诉发挥作用。而且从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角度考虑,不明确规定被害人意见的主要内容以及检察机关如不听取应负的责任等,本来就是对被害人权利的忽视。

综上,我国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是处于缺失状态的。不管是检察院单独享有量刑建议权,还是法律对被害人的陈述意见内容规定不详,都意味着现行刑事制度封闭了被害人的嘴,被害人表达意见、维护权益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具体原因为:

(一)刑事法律受社会本位法观的影响

我国宪法规定: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国家利益即人民的总体利益,维护了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也就得以保护。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上层部分必然受到基本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而作为公法领域的刑事诉讼法律的政治色彩更是相当浓厚,通常把保护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忽视被害人的经济和精神恢复。

英美法系强调个人自由和私人利益,大陆法系的则强调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由于我国法律更倾向于大陆法系特点,对于很多刑事案件,尤其是公诉案件的审判中都强调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和恢复,关注社会影响和效果。对于直接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其权利的保障主要是在国家追诉的过程中实现。 在这种社会本位法观的价值取向引导下,扩张国家权力的同时,客观上必然会抑制被害人权利,而量刑建议权作为被害人能够在刑事诉讼中有所影响的权利,不被赋予也显得理所应当了。

(二)刑事立法对被告人利益的侧重

在被告人权益更受关注的法律环境下,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很难进入立法。之所以这样,一方面因为,在公诉机关代表国家对刑事被告人进行控诉的情况下,与强大的国家公权力机关相比,被告人作为弱小的个体,已经处于消极、被动的防御者的地位,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成为人权保护重点。在刑事诉讼法律进行诉讼权利分配时,更侧重于保护被告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因为,在追求诉讼文明的现代社会,立法者会尽量避免被害人对被告人进行直接报复的机会,所以,立法中很少规定被害人直接享有能够影响法院对被告人的裁判结果的权利,量刑建议权即属此类。

(三)传统刑事司法观念的影响

传统刑事司法注重通过对犯罪的制裁,而非赋予被害人某种权利来平息被害人情绪。从这一方面讲,赋予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不完全为了使该权利对量刑有实质的影响,而在于使被害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心理的满足。有限的刑罚幅度促使被害人的受害情绪平稳下来、社会关系得以恢复才是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所追求的社会功效。

而且,传统观点认为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会导致被害人的报复心理极大膨胀,被害人所作的量刑建议难免倾向于“从重”,即认为被害人提出量刑建议来影响判刑,其为满足自己的报复心理,而不考虑轻刑情况以及自己的建议是否合乎公共利益,因此,被害人参加量刑程序,存在使量刑的不均衡更加深化的危险。其实这样的结论未免太武断,被害人对被告人的“宽容”已非罕见之举。随着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的变化很大,前些年在对我国被告人的追诉过程中,英国、德国的被害人表现出来的基督教徒的仁慈,我们已经可以理解,而且这种仁慈也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此外,被害人为了尽快解决生存、生活之需,从理性、实际甚至是情感角度出发,作出“轻刑化”的量刑建议是极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不应该仍固守传统观念,对被害人在量刑阶段的改革无所作为。

四、我国刑事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设置

法律上一项新的权利的诞生或普及都要经历一段很长且曲折的路程,从孕育萌芽到正式提出,再到实践应用都要经过反复论证。正如国外的被害人陈述制度引起各种担忧,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也不能回避该权利可能导致重刑化的可能,为了避免量刑建议权这一有益的权利引起多方面的不和谐,必须从立法上进行严格规范。

首先,应该明确被害人量刑建议权与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的关系问题,因为同是对量刑的建议,两者在内容上应该有所不同。由于国家追诉具有天然的优越性,检察机关在公诉案件的控诉中的主导地位不宜改变,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必须要考虑到检察官量刑建议的情况。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检察院应在起诉书中列明各种法定量刑情节,检查机关主要站在社会角度提出量刑建议,评价的是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而被害人提出量刑建议仅从个人角度考虑,虽然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会有交集,但“殊途同归”的可能性不大,所以笔者认为被害人提出的具体量刑建议,可以与检察院不同,其建议应该仅基于犯罪对被害人自身的影响,不宜扩大。而且,对于同一犯罪,如果被害人提出的量刑情节内容与检察机关的不符,双方都应说明理由,由法官查明后在量刑时参酌考量。

鉴于此,被害人量刑建议的内容应该包括:犯罪行为对其造成人身伤害、物质损失、精神创伤、犯罪后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表现以及其他需要特别考虑的情节等。由于个案被害人所涉及的量刑情节客观上不具普遍性,而且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加之为了平衡被告人的利益,这些情节与检察院关注的诸多法定情节不同,只宜定为酌定量刑情节。

由于被害人所列举的量刑情节对刑罚选择的倾向性并不像法定量刑情节那样固定且明确,所以,被害人除了列举上述情节外,可在法院对被告人所处刑罚的幅度范围内提出从重或从轻处罚的建议。在此应该注意的问题有:一是综合考虑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和法院量刑权的独立性,被害人对量刑所能建议的内容必须强调“在刑罚幅度范围内”;二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定下,刑罚种类的确定不宜列为被害人量刑建议的内容。原因是法院对被告人处以何种刑罚,应该是在定罪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所确定的。被害人在掌握的信息不充分时,仅就自身受到的伤害对刑罚种类提出建议,不免越俎代庖且力不从心;三是被害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可以是“从重”也可是“从轻”。刑罚虽体现了报应主义,并将其视为刑罚存在的价值之一,但是报应在司法实践中体现为刑罚的相当性和教育改造,如果忽略这一点,刑罚会变得麻木不仁。所以,被害人的量刑建议不仅包括“从重”,还要包括“从轻”,这样才能使其价值更全面地实现。而且,实践中不乏被害人为被告人“求情”的实例,如被害人与被告人为近亲属或被害人处于对自身生存、生活考虑而希望通过缩短刑期而尽快得到赔偿等。至于“加重”和“减轻”因为对被告人的影响更加重大,而且大都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加重”如情节加重、结果加重等,“减轻”如法定情节减轻、核准减轻,所以被害人对量刑的建议的内容不宜包括这两项;四是被害人的量刑建议也仅是建议而已,应以陈述的形式提出,是否被采纳最终由法官综合考量后决定,这样符合法院作为居中者行使最终量刑权的原则。

责任编辑:重庆四中院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