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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事了与法官本土化:转型时期的渝东南民族地区----乡土司法模式的思考与实践
  发布时间:2014-01-09 14:36:23 打印 字号: | |
能动、事了与法官本土化:转型时期的渝东南民族地区----乡土司法模式的思考与实践
何洪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社会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涌现,乡村工业的不断发展,小城镇的崛起,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发生明显的变化。传统的、稳定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旧有的纠纷解决机制逐渐失效,大量纠纷呈井喷式的爆发。这给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是“案多人少”,另一方面是纠纷化解难度加大,搞不好随时都可能有信访事件的发生。这种“现实”司法如何应对,是一个急迫需要研究和回应的问题。
   一、转型时期的渝东南民族地区乡土社会特点
   渝东南民族地区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紧邻黔北、鄂西和湘西,扼守重庆至东南沿海通道,包括黔江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一区四县,幅员面积1.7万平方公里,占重庆市总面积的20%,山地丘陵面积占75%以上,常驻人口244万,占重庆市总人口的7.6%,以土家族苗族聚居区为主体,是重庆唯一集中连片的少数民族聚集地,老百姓的生活主要靠农业生产[1]。作为集山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区为一体的典型的乡土社会,有着独特的人文结构和地理环境。随着社会关系的深刻转型,渝东南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呈现出新的复杂的多元化特征:
   1.从传统的血缘社会转变为血缘与地缘关系相互渗透与并存的二元社会。在渝东南民族地区,长久以来,土地一直是农民的“命根子”,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把耕种土地作为生计依靠,他们努力在土地之外、村落之外寻找新的生计。于是,大量的乡下人流向城市,以从事工商和服务等工作谋生。据统计,渝东南地区每年外出打工的人数约为160万人次,约占总人数的65%。另一方面,外来创业和投资人数也在逐年上升,这种乡村与城市间大量的、双向的人员流动,使传统的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乡土血缘社会关系被打破,而以契约为基础的地缘关系不断得到发展,乡土社会结构也因之从纯血缘关系转化为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二元关系。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血缘是社会稳定的力量。”血缘关系的打破,也意味着社会稳定也随之被打破。
   2.从传统的本土熟人社会转变为本土与外人混杂的半熟人社会。随着地缘社会关系的不断强化,原来的乡土社会也变得物是人非。“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老熟人越来越少,年长的老者之间依然熟悉,但年轻人之间则变得越来越孤立和隔膜,没有相互依赖和紧密的交往,关系也就变得疏远。同时,以前基于熟人关系所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关系被大大削弱,为大量纠纷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3.从传统的礼治社会转变为礼与法并存,并越来越依赖于法的社会。渝东南地区是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宗族制度对人们的影响表现得极为浓厚,传统礼教仍极大的制约着民众生活。如苗族的“议榔制”,议榔制是以血缘为本位的自发社会组织,是一种会议制度,多由几个鼓社或村寨组织进行,主要通过会议来订立要求各村寨普遍遵守的律令规约,以此为其成员提供行为规范,在会议上也解决各种纷繁的人与人、家庭与家庭、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纠纷。通过议榔制度,加强了宗族的凝聚力,确保了宗族“头人”的权威。很多家庭与地方事务,包括婚丧嫁娶、兴学校与修水利之类仍需头人的权威。但与此同时,伴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活动范围的不断增大,外出务工人员的逐渐增多,接受信息的不断丰富,人们的思想也逐渐开放,法治意识也随之提高,长老和宗族的权威正受到极大的怀疑和挑战。礼治的约束力大大下降,大量纠纷无法就地化解,只能依靠法院解决,法院的诉讼案件年年攀升,传统无讼的乡土社会已经成为历史。
   二、转型时期的渝东南民族地区司法模式的理性思考
   孟德斯鸠指出:“法律应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与居民的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2]转型时期的渝东南民族地区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对解决纠纷的司法模式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一)更加强调司法的能动性。就民事案件诉讼模式而言,向来有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大模式的划分。我国原先实行的审判方式一度被认为是“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后来,在民事司法改革中增大当事人主义的成分,这一改革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相契合的。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要求当事人文化水准和法律意识相对较高,诉讼能力总体较强,律师数量多并且较多的当事人有经济能力聘请律师等条件。但在渝东南民族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当事人的文化和法律水平相对较低,近60%的民事纠纷仍由当事人本人而不是出钱请代理人进行诉讼。因此,如果在渝东南民族地区也实行完全的当事人主义,就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因为,在广大农村,一旦强调全面收缩法官的职权,法官仅仅是坐堂问案,仅仅是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下裁判,争议的案件事实就很难查清,纠纷也难以得到符合实质公正的解决。于此,必须强调司法的能动性,要求法官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运用法院职权,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然,这种能动性司法是以程序上的被动受案为前提的。
  (二)更加强调社会关系的修复性。虽然,乡土社会已从完全的血缘社会演变为血缘与地缘并存的社会,但毕竟还是以血缘为根的社会;虽然乡土社会已从熟人社会演化为半熟人社会,但毕竟不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在乡土社会这一小型的共同体中,各种关系盘根交错而使乡土纠纷解决结果具有极强的社会连带性,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不得不考虑各种利益和力量的均衡,各种非法律因素必然影响着基层的司法运作。当纠纷发生后,法院不但应解决案件本身,更应注重修复纠纷背后的社会关系,不留后患。因为,纠纷表面上可能只涉及两方当事人,但基于血缘性,这就可能扩大为两个社会群团之间的矛盾。而基于地缘性,大多数当事人以后还会“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纠纷不能彻底解决,则有可能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发酵,小矛盾最后演化为深仇大恨,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更加强调法官的本土性和交流性。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渝东南民族社会,单一的法律规则无法满足乡土社会多元化的司法需求,审判实践中面临着乡风民俗、村规民约等一系列本土资源的取舍,这就要求法官具有充分利用地方性知识“化干戈为玉帛”的能力。乡土司法的生命在于法官与老百姓的交流。法官案结事了的本领,不仅表现在法律文书的充分说理上,更表现在和当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如果无视固有法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想通过强制手段一蹴而就,那将会出现“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经发生了”[3]的状况。例如,在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如果你不知道渝东南苗族群众有“结草为记”[4]、“姑娘田”[5]等习惯,你就可能作出与老百姓的司法预期截然相反的裁决,这样,如何能实现“案结事了”。当然,我们所说的法官本土性是指乡土司法需要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基础上的熟悉乡土人情的法官,而不是指法官的来源就一定是本土的。
   三、转型时期的渝东南民族地区乡土司法模式的实践探索
   为了应对渝东南民族地区转型时期多元化的乡土司法需求,渝东南地区法院在既尊重我国基本法律原则,同时又考虑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乡土司法的路径进行了积极、大胆的探索。初步建立起了以便民诉讼网络为载体,以法官能动司法为核心,以尊重乡风民俗、强调案结事了修复社会关系为目标的能动司法模式。
    (一)坚持能动司法理念,以便民诉讼网络为载体,不断拓展司法功能的履盖范围。
近年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6]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便民诉讼网络建设的意见》和《关于深入推进便民诉讼网络工作的意见》等制度,着力建设“庭、站、点、员”四位一体的便民诉讼网络,即由人民法庭、便民诉讼站(一般设在乡镇的综治办公场所)、便民诉讼联络点(设在各个乡村)和便民诉讼联络员(一般由各村中具有一定法律知识、调解经验而又比较有威信的人担任),共同构筑便民利民,同时也利于法院立案、调解、送达的便民诉讼网络,打造民生法院。至今在辖区5个基层人民法院、17个人民法庭共设置便民诉讼站30个、便民联系点125个,聘请便民联络员1404名,基本形成了覆盖农村地区和城市街道社区的便民诉讼网络,极大的方便了老百诉讼,同时也提升了诉讼效率和审判效果。
   在渝东南地区法院,建立便民诉讼网络只是构建了一个物理的网络系统,风雨奔波办案办事的法官才是核心。坐堂问案,只是渝东南地区法官工作中很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通过在百姓的田间地头办案,院坝开庭等方式,“送法下乡”、“送法进村”,在方便当事人诉讼的同时,也提高了群众参与度,收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普法效果。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爬山涉水的艰难路程中,花在了与当事人家长里短的说事明理晰法上,而这些,都只为鸡犬相闻的乡土社会继续邻里和睦,以及社会最末端处也有法之力量。如酉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白明德法官,在20余年的巡回办案中行程6万余公里,先后更换了7辆摩托、走遍了全县368个村寨,被当地老百姓亲切的称作“摩托法官”。
  (二)高度重视发挥调解的作用,努力修复业已破坏的社会关系。
   人们常说,调解是一种高质量的审判。调解具有实现审判的实质公平、做到“案结事了”、修复社会关系、节约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等多重价值,这些价值恰恰是转型时期的渝东南民族地区这种乡土社会所急需的司法价值。事实上,渝东南地区法院高度重视发挥调解的功能和作用,把充分实现诉讼调解的公平和谐价值作为调解案件的内在动力,不断加大诉讼调解的工作力度,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近年来,渝东南地区基层法院调解结案率一直保持在70%左右,中级法院调解结案率一直保持在45%左右。通过实践,总结出了“三心四步”、“借用外力”、“上下联动”等多种调解方法;涌现了大批的调解能手。如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谭中宜法官,其承办的二审民事案件2009年至2011年的调撤率分别达到72.4%、79%、80.7%,承办的一审民事案件全部调结。
   就乡土熟人社会结构来说,调解结案比起判决结案有其先天的、特殊的优势。但无论怎样,调解和判决都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而已,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合法的原则,绝不能为了调解而调解,甚至滥用调解。因此,渝东南地区法院要求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开公平、依理说法的原则进行调解,以确保调解程序的正当性和调解结果的合法性,真正通过调解实现“案结事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高度重视法官对乡土习惯的掌握运用和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
   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言:“任何时代的法律,只要其运作,其实际内容就取决于是否符合当时人们理解的便利;但是其形式和布局,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所欲求的结果,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统和习惯”。作为渝东南民族地区的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在习惯与法律之间仔细考量,作出合法又合理的判断与选择是一项基本功。如在酉阳县法院的酉酬法庭审理过这样的一个案件。一家的牛被河水冲到下游,被另一户所捡,拒不归还。这要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漂流物当然是归失主所有了,可是当地有个说法,叫“上流下截一个半截”,也就是说,上流的牲畜或者船只如果被大水冲到下游,这些东西应当由失主和拾得者一人分得一半。曾经的惯例在当地已深入人心,本案如果“依法”判决,显然不符合当地老百姓的司法预期,于是法官只有靠耐心的解释和调解工作来化解这种法律与习惯之间的冲突。法官通过找当地村组干部和当事人的亲戚反复解释和做工作,最终失主才得以带牛回家。在渝东南民族地区,正是因为有大批的既有法律专业知识,又懂得风俗民情的本土法官的存在,他们深入浅出的释法明理,不厌其烦地沟通交流,使得古老的民俗习惯和国家法律找到了和谐共生的空间,共同维护乡土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1]根据重庆农业信息网资料整理。
[2]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页。
[3]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59页。
[4] “结草为记”是指无论是准备开垦的荒地,砍倒的树木,打倒的猎物,只要用一把野草挽成一个草结,放在上面或拴在上面,便证明该物是有所属了。他是渝东南边远地区苗族人的习惯。
[5]当女儿出嫁时,娘家除赠送衣饰等日常生活用品外,还普遍都赠送给女儿“姑娘田”,这类田是为婚后“不落夫家”[5]以及省亲时的生活开支用,一般不能作为姑娘的夫家财产,只有姑娘的亲子有占有权,如姑娘亡故,又无子无女则娘家收回。
[6] 渝东南民族地区都属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
责任编辑:重庆四中院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