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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裁判说理论证的“五性”要求
  发布时间:2014-01-09 14:49:33 打印 字号: | |
浅谈裁判说理论证的“五性”要求
 
民一庭 刘光明
   早在2005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前任院长肖扬同志就在国家法官学院民商事高级法官续职培训班开学典礼上提出了法官应当增强适用法律、驾驭庭审、诉讼调解、判决说理四种能力的任务。虽然时隔多年,笔者仍然觉得对我们具有现实指导性,四种能力的提高仍是我们全体法官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长期任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法国作家博马舍在其《费加罗的婚礼》中说过:“凡是拒绝说明理由的法官都是法律的大敌人。”按照法治的要求,法官在裁判中必须说明理由,拒绝说理是法律适用的大敌。因为裁判的直接目的是解决社会纷争,而据以裁断纷争的理由讲清以后,当事人才会心服口服,使胜者心安理得,败者明明白白,裁判才具有公信力和道德上的说服力,也使得法治得以张扬。就当前一些法官而言,判决说理既是其难项,又是其弱项。而判决理由则是判决书的灵魂,也是衡量审判人员业务素质高低和写作能力强弱的标准之一。判决理由论证得好,不仅能够展示法官的司法能力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威,而且能够取信于当事人,推进服判息诉,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正如肖扬院长所指出那样:“要增强判决说理能力。法官的判决要使双方都心服口服,就需要说清说透道理。宋鱼水之所以成为法官模范,就在于她做到了‘辩法析理,胜败皆服’。”的确,在长期的审判生涯中,宋鱼水法官不满足于案件判决结果的公正,而是将“辩法析理,胜败皆服”作为自己的职业目标,力争不仅做到司法公正,而且做到让当事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公正。当然,要做到 “辩法析理,胜败皆服”确实不易,但时代要求我们必须要象宋法官那样,把它当作一种职业目标,孜孜不倦地刻意追求,努力贴近这一目标。而肖扬院长提出的增强判决说理能力的任务,正是广大法官向这一目标贴近的必由之路。为此,笔者就判决说理应注意的“针对性”、“合法性”、“完整性”、“准确性”和“严密性”发表浅见,以求在增强判决说理能力方面抛砖引玉。
   一、注意说理的针对性,体现判决的决疑性
  “判”,《说文解字》释为“分”,而“分”释为“别”,即区分、辨别之意,在审理讼狱中使用,引申为辨别是非、决断纷争的意思。可见,判决书具有断案止争的作用,其说理必须具有明确的针对性。这是因为,同任何事物一样,案件本身是千差万别的,每个案件都有其特点及特有的表现形式,即使是同一类型,其事实、情节不可能完全相同,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案件争点和原审判决(指二审、再审案件的原判)也不一样,这就是案件的特殊性或者个性。在判决说理方面,常见的不足是用一些套话代替对具体案件的分析论证,使人看不出每一个案件的特点。其结果必然导致千案一词,千判一理,只有共性,没有个性,不能对症下药,难以发挥判决决疑断理的作用。因此,判决说理必须注意针对性,坚持从个案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进行认证断理。这样,才能使判决说理有的放矢,有个性,有说服力,避免放“大炮”、“空炮”和“无病呻吟”。
   首先,要针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民商事和行政判决最终的落脚点是在事实认定和理由阐述的基础上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支持(含全部或部分支持)作出裁决。这就要求判决说理必须针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进行认真分析,阐明其诉讼理由是否正当充分,诉讼请求何以支持或驳回,直截了当地予以回答。刑事判决则必须针对公诉机关或者自诉人的主张(给予被告人刑罚处罚及其理由)进行论证,回答被告是否构成犯罪和应否处罚及其如何处罚的问题。
   其次,要针对当事人的争执焦点。一般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都有其争执的焦点。法院要解决纠纷,教育当事人服判息诉,就必须分清是非曲直,明确当事人双方的责任。因此,判决说理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焦点和法律焦点,旗帜鲜明地逐一做出回应,展开评断,使当事人明白其诉讼主张的合理程度,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刑事案件的争执焦点也是明显的,犯罪事实、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应否处罚及其如何处刑等问题都可能成为诉辩双方的争点,其说理也必须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论证,逐一予以评判回答。
   再次,要针对判决主文。对于所有的案件,理由阐述是判决主文的论证过程和存在前提,判决主文是说理论证的必然结果。有“理”无“判”属“漏判”,无“理”有“判”成“武断”,两者均应避免。因此,所有的判决事项,在说理部分均须充分逐一论证,使其为判决主文创造条件,打牢基础。
   此外,二审、再审案件还要针对原审判决。因为二审、再审案件是在原一审或者二审的基础上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原判正确与否是二审、再审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所以,此类案件还要针对原判的事实、理由及其裁判结果以及程序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对于原审判决应当维持还是改判(包括部分改判)或者裁定发回重审,应当作出明确的回答。
   二、注意说理的合法性,维护判决的权威性。
   判决书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对案件通过审理就案件实体问题作出的书面处理决定,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和司法权威。这种效力和权威,不仅源自国家授权,而且来自判决程序和内容的合法性。要维护其效力和权威,必须使判决及其理由立足于合法性上。
裁判理由是法律适用(将法律规范或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得出裁判结果的过程)和法律解释(确定某个法律条文的内容意义、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等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如文义、体系、历史、目的、限缩、扩张解释等方法)的载体。首先,说理的合法性,需要法官熟练的法律适用能力。而裁判案件中的法律适用是一项常令人绞尽脑汁的充满智力和艺术的活动。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孔祥俊同志所说的那样:就高质量或者高层次的法律适用而言,它既需要学养丰厚和逻辑缜密,又需要经验丰富和洞明世事;既需要必要的墨守成规,恪守法的安定性和可预见性,警惕反复无常,又需要不拘一格、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勇于和善于打破理论和实践的教条;既要遵守逻辑规则和注重逻辑推演,对付诸实施的法律规范“咀嚼其章句,玩味其技巧,消化其原理”,又需要填充价值和进行利益衡量,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法律适用时,可能会面对种种复杂(如有条文规定但根据案情不能简单“对号入座”、有规定但不明确、无法律规定等等)的情况,这就需要法官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的性质,通过寻找审判依据、解决规范冲突、解释法律规范和填补法律漏洞等方法来解决个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法律条文清晰时,按其涵义付诸实施;在法律条文模棱两可或者模糊不清时,澄清其涵义;在法律条文的措词未变但已落后于现实时,对其涵义作出与时俱进的解释;在没有可资适用的法律依据而又不能拒绝裁判时,解释不存在的法律规范或者寻找法律依据;在法律规范冲突时,按照一定的规则予以协调,获取符合法律秩序的法律答案。
   其次,判决说理的合法性,要求法官对其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的过程予以明确展示。这就需要法官熟悉法律规范、洞悉法理、明辨是非和权衡利弊,依据法律规范和法学原理,对案件裁判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充分论证。这就要求我们在判决说理时对民商事案件当事人主体是否适格、争讼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订立的合同或实施的民事行为是否有效、诉讼请求是否支持及其理由、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及何种责任、标的物如何处理、原判正确与否及其理由等问题和刑事案件中的罪与刑、行政案件中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等问题的评判,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只有做到论证的理由合法,才能保证判决的结果合法,从根本上维护人民法院判决的权威性。
   三、注意说理的完整性,提高判决的说服性。
   说理的完整性,是指判决理由在论述方面必须充分。笔者以为要点有三:
   一是“四理”并茂,兼施论证。从个案涉及的法理、情理、事理、哲理诸方面兼施论证。
   法理,即一方面包括法律规范的内在涵义,有些法律规范条文即可以作为直接论据使用,如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可以直接作为论证对其诉讼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者应承担不利后果的论据使用;另一方面包括法学理论的基本原则,用于填补法律漏洞。法理是论证说理最基本最主要最具说服力的论据,应当优先运用。
   情理,即活生生的平凡人之心,符合公序良俗的人之常情。对一些民事案件,尤其是在法无明文规定,依据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法律原则裁判的案件,如果在撰写判决书时,不仅论述法律关系,还适当强化对人情事理的分析,可以使判决理由更加饱满,增强判决书的说服力,也易于当事人接受。
   事理,即人们认识到的各种自然、社会规律以及对此形成的整体看法。如在我国民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等就是被人们广泛承认的“理”。法官在化解矛盾纠纷时,要有“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坚持“大众的理性”和“自然的理性”,在具体的个案中对认定的案件事实和可能适用的法律规范之间进行理性的思考,才能使裁判结果既符合法律要求,又具有理性的思考,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哲理,即坚持全面、发展、辨证观点和反对片面、静止、形而上学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如在裁判说理中坚持全面的观点,则会防止在证据审查采信、事实认定和裁判理由等方面出现片面性;如在夫妻感情是否彻底破裂的认定上坚持发展的观点,则会做到从恋爱、婚初、婚中、婚后进行历史性的分析,预测婚姻发展的前景,从而作出应否准离的判断;如在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纠纷时坚持辩证的观点,就会科学全面地权衡利弊,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妥善解决纷争。
   二是正反结合,交替使用。用立论(运用充分有力的证据,从正面证明自己论点正确性的论证)的方式阐述当事人主张、诉讼争点和原审判决的正确性,用驳论(通过驳斥对方错误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来确立自己论点的论证)的方式批驳当事人的不当诉讼主张、不法言行及原判谬误,并交替使用,使论证更加充分有力。
   三是层层推进,理由穷尽。在论证说理中,要注意层层推进,力求将所有的判决理由如数阐述,把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说清论透。
   四、注意说理的准确性,保持判决的严肃性。
   判决说理的准确性,是指阐述理由符合语法、修辞、逻辑规律的要求,经得起事实和法律的检验。
   语法,指词的变化规则和用词造句规则的汇集,包括词(含实词中的名、动、形、数、量、代和虚词中的副、介、连、助、叹词共11种)法和句(含单句、复句2类及其主、谓、宾、定、壮、补语6种句子成分)法。修辞(常见的有比喻、借代、比拟、夸张、双关、反语、对偶和排比等方法),指人们说话、写文章时对语言的调整、修饰、润色、加工,以加强语言的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功能,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逻辑,是个多义词,包括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某种理论、观点和说法,对思维形式的正确运用,研究逻辑的学问等多种涵义。本文指形式逻辑,即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基本规律的科学,主要包括概念(反映思维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如“成年”、“未成年”、“合法”、“非法”等)、判断(断定某对象有无某属性或对象之间有无某关系的思维形式,如“张三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张三和李四是好友”等)、推理(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律、规则,从已有的判断推出新的判断,以实现认识或论证真理的目的的思维形式,比如已知“凡作案人都有作案时间”的大前提,又经查得知“张三没有作案时间”的小前提,由此推出“张三不是作案人”的结论,这就是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和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1、同一律,即a就是a;2、不矛盾律,即不能a并且非a;3、排中律,即在a和非a之间,要么a真,要么非a真,二者必居其一;4、充足理由律,即确定为真的判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的研究和运用。熟练掌握语法、修辞和逻辑知识,有助于裁判语言的准确运用。
   目前裁判说理论证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上述知识贫乏,或者是不能自觉有效运用的结果。如不少裁判文书不能准确运用“出具” 和“出据”,混淆了词与词组的关系,导致裁判语病的出现;有的裁判文书滥用文言虚词,使当事人不知其意,发挥不了“辨法析理”的作用;有的裁判文书将判决主文项的当事人前面加上“由”,画蛇添足,导致判项缺乏主语;应当裁判文书不能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一“逗”到底,影响了说理论证的语言效果;有的裁判文书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者主张用“不予理睬”之语,总觉不妥。因为接受“不”的回答的当事人,更在意法官回答“不”的理由与方法。笔者以为其表述除了冷漠生硬,未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司法为民宗旨,应当引起注意,比如可将“不”改为“难”以温和语气以外,还存在的问题是表述含混不清,未能准确表达是在程序问题上还是实体问题上、是在案件事实上还是案件证据上、是在诉讼理由上还是诉讼请求上向当事人说“不”。所以,“不”的表述应当准确规范。例如,对当事人不符合举证要求的证据和未经质证的证据可以回答“不予采用”;对当事人提供的不具备证据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证据应当回答“不予采信”;对当事人无证据或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主张应当回答“不予认定”;对当事人非正当或者不充足的诉讼理由应当回答“不能成立”,进而表态对其“不予采纳”;对当事人无事实根据或者无法律根据的诉讼请求应当回答“不予支持”,等等。上述类型问题的存在,损害了判辞的严肃性。
   要保证判决说理的准确性,首先是提炼论证说理的语言。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王庆廷和喻美奇同志提出裁判文书语言的三个境界(见2011.09期《人民司法》第051页)可供借鉴。第一层次是规范,即既要符合语法规范,保证用语正确;又要符合法律规范,善用法言法语。第二层次是明白,即除词语明白外,还包括通俗、简洁、清楚等,运用相对通俗、易于理解、简洁明了的语言,尽量避免错别字、方言和生避晦涩之词,标点符号使用得当,使当事人一看就懂。第三层次是优美,除了词语优美外,还包括优秀、精彩、出色等,一篇好的文章可以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一份优美的裁判文书则是连接法律、法官和当事人的心桥,既有文采,又能动人,可以让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服判息诉,最终案结事了。其次是论证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做到使用概念恰当,作出判断准确,推理符合逻辑。其三是引用法律条文必须规范、全面、准确,避免滥用、漏用和错用。其四是恰当安排证据分析和事实认定的论证说理与作为判决理由的论证说理的位置,使其发挥各自的功能。一般来说,所有案件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的说理是为证据分析和事实认定服务的,“本院认为”部分主要是为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法律适用的问题论证服务的,应当安排其合适的位置,给予其恰当的力度。但是,“本院认为”部分涉及的问题又是因案而异的,除了前述论证重点外,当事人(诉、辩)各方的争点,哪怕是证据的采信与事实的认定与否,都可能成为说理论证的重点,必须对症下药,灵活应对。
   五、注意说理的严密性,增强判决的可信性。
   一份好的判词说理,应该做到思路清晰,详略得当,首尾相顾,体现严谨的思维特点和严密的逻辑关系。
   所谓思路清晰,是指理由阐述遵循一定的思维规律,其阐述内容表现在判词中脉络清楚,有条不紊。在审判实践中,民商事和行政案件裁判的论证说理有按“先人身后财产”顺序安排的,如离婚案件一般按照“夫妻感情”、“子女抚育和探视”、“共同财产”“共同债务”、“困难帮助”、“过错赔偿”顺序论述;有按法律事实发生顺序安排的,如合同纠纷案件一般按照合同订立、效力、履行的情况和违约及赔偿责任确定的顺序论述;有按当事人所负责任大小安排的,如具有混合过错和共同过错的侵权纠纷案件一般按照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适当责任的顺序论述;有按正反论证规则安排的,如先论证当事人主张、双方争点和原审判决(包括二审、再审判决)合理合法应予支持或维持的理由,后论证其不合理不合法不应支持或维持的理由,或者按相反顺序安排论证;有按当事人诉讼请求和双方争点的内容顺序逐一专题论证的。刑事案件裁判的论证说理一般有按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重与罪轻、是否给予刑罚处罚即如何处罚顺序论证的;涉及数罪则按罪行的重轻顺序论证的;涉及共同犯罪则按主从犯的顺序论证的,如此等等。无论遵循何种方法论证,均要井然有序,不可乱套。当然,论证方法和内容顺序的安排也要因案制宜,用心选用,不可千篇一律或随意堆砌,防止“鞋不适脚”或杂乱无章。
   所谓详略得当,是指论证内容份量上该大要大,该小则小,安排合理。这就要求我们在论证时该多说的理由,如涉及当事人主要争点的是非、法律关系复杂的问题等内容,要不惜笔墨说细说透,以此突出重点;该少说的理由,如当事人在诉讼中认可、众所周知、法律关系简单且法有明文规定等问题则点到即可,以便论证精练;不该说的理由,如当事人诉讼请求未包含和双方不争的问题,就不要画蛇添足,以免浪费纸张口舌。
   所谓首尾相顾,是指判决说理要与判决书前后内容相互衔接,相互照应,在事实认定和判决结果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由此必须做到:一方面,判决说理要以判决认定的事实为基础,不能离开判决认定的事实进行论证。另一方面,判决说理要为判决主文打牢基础,做好辅垫。判决主文具有的内容,必须在理由阐述部分予以论证。如此,判决说理就能将法律规范顺利地适用于个案的事实之中,得出公正合理的判决结果,充分发挥其对所判案件法律适用的论证作用。
责任编辑:重庆四中院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