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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原则,还是原则问题!---读“我们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有感
  发布时间:2014-01-09 15:01:09 打印 字号: | |
“原则、原则,还是原则问题!
---读“我们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有感
行装处 冉江华
 
   近日拜读了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同志的署名文章《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倍受启发,触动很大。我坚信,沈德咏同志的一席话能够触及到每个刑事法官的灵魂。
   我曾在刑事审判工作岗位坚守奋斗过20年,虽然现在已经不在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和从业经历让我对刑事审判情有独钟,也获益匪浅。自己学识浅薄,学问根底不足,本着学习交流,互通有无,共同成长的道理,我粗略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学习心得,发表出来供方家评判,也请同事们批评指教。
   我通读文章数次,自觉有三点可以与大家分享。
   一、责任重于泰山,法律不容亵渎,程序不可懈怠。但凡法官想到冤假错案,总令人又悔又怕。刑事法官貌似手掌握生杀予夺大权,裁判结果事关公民的名誉、财产、自由乃至生命,责任更显重大。我在刑庭工作时,曾办理各类刑事案件数百件。其中,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大刑事案件至少在150件以上。我这里说的是,刑事法官不仅在自己已经办理了的冤假错案而后怕,而更为恐惧的是怕自己手头正在办理的案件中出现错案。即使法官主观上不想办冤假错案,客观上也不能保证不出冤假错案。冤假错案的发生原因复杂,即使把好了审判最后一道关口,仍然无人敢拍着胸膛说保证和杜绝错案发生。国家现阶段法治发展还不完善,制度建设也不是很健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透析现行刑事诉讼程序,虽经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关,但办案法官谁能保证这些环节都是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呢?也许我是个幸运者,经过时间的检验,我只能说目前自己所经办的案件没有发现冤假错案。
   二、实现法治国家,需要坚守底线,坚持努力完善程序正义。沈副院长文中指出:“防止冤假错案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底线。做人有道德底线,司法工作人员有法律底线,刑事法官还必须坚守冤假错案的底线。”看似简单的一句话,现实实行起来相当艰难。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刑事诉讼法》的经历者,从纠问式的庭审模式到中国式的控辩庭审方式,再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实施。新刑诉法在实践中总结完善,走过了从重实体到程序与实体并重的艰难过程。我记得,实施1979年《刑事诉讼法》时,法官办理案件多数是“先定后审”。即承办法官将公诉机关移送的案卷进行审查,然后制作阅卷笔录(遇到敷衍了事的,连阅卷笔录都不作!),然后写审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由合议庭评议或庭内研究。如遇重大刑事案件,先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后,承办人到案发现场实地现场勘验,提讯被告人后开庭审理。庭审中,如没有新证据出现和与已经审查的事实不符的,就当庭宣判。庭审方式是纠问式,多数由一名法官主持庭审,请陪审员参加陪审(一审案件的陪审员大多数法律知识欠缺)。法官、公诉人和出庭的辩护人分别对被告人讯问,后由法官宣读证据,分别征求公诉人和辩护人、被告人的意见。直至庭审调查结束,如没有新的证据出现,在法庭辩论结束合议庭休庭评议后当庭宣布评议结果(多数是事前已定)。我感觉案件纯粹是承办法官独立操办,程序并不严谨,过程走马观花,非常的不合理。这样的庭审方式能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吗?。
   随着1997年《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庭审方式采取“控辩式”改革,公诉机关与被告人、辩护人在法庭上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法官以庭审调查的事实和证据全案审查,合议庭评议后,宣告判决。庭审方式改变了先送案卷让法官有先入为主的意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但这种方式也有弊端,公诉机关起诉时,只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且多指控被告人有罪证据。公诉机关为了在法庭占据控诉优势,甚至故意不移送被告人无罪或罪轻证据,承办法官庭审前不知情。庭审中,被告人或辩护人会自己提出无罪或罪轻证据,结果导致延期审理来对新证据进行查证,致案件久拖不决。这种方式下,承办法官为避免先入为主,一般在开庭前不会见被告人,加上案卷材料不全。法官开庭走形式,待庭审中把所有证据举示完,闭庭后再对公诉机关移送的全案材料审查,写审理报告后评议,然后再宣告判决。这种方式对确保实体公正有一定保障,但程序流于形式,办案周期较长,延期审理案件多,据我估计,20年来刑事一审案件当庭宣判率没有达到过10%。延长审理期限还给滋生腐败留下了空间,刑事法官铤而走险,枉法裁判的事情也不是没有。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进一步降低了冤假错案的发生机率,特别是对被告人的辩护权、辩护律师辩护权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刑讯逼供的查证等方面首次有了制度性规定。我相信,随着法治观念在国人心目中的强化,健全的法律制度会降低冤假错案。
   三、坚持宪法法律规定,恪守职业原则,协调配合共筑冤假错案防火墙。我国对公、检、法办理刑事案件规定了“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实践中,配合较多,制约不力。刑事法官都非常清楚,公诉机关对案件的起诉指控关键是对证据的把握,特别是被告人的认罪供述会支撑事实。凡证据出现瘕疵时,检察官与法官多采用法定方式补证、查证。如补证或查证后对定罪没有大影响,法院会作出有罪判决。遇重大(无期以上刑罚)案件,证据有瘕疵的案件,法院也会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结果。但对公诉案件,审查后提出无罪的意见会导致侦查、起诉机关的强烈反弹。只要认定被告人有罪,什么结案都好说。一旦知道要宣告无罪,对方会立马给你一个下马威。案件没宣判前,公诉机关先申明一定抗诉。抗诉是法律赋予公诉机关的权利,无可厚非。过分之处在于,即使法官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执法,重事实和证据,作出无罪判决,也会导致来至其他机关办案人员的威胁。多是声称要查你是否有徇私舞弊、腐败行为。结果,法官办案畏手畏脚,不敢坚持原则,最后和稀泥方式处理案件。这样执法,怎能杜绝冤假错案?
   自古至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朴素的实体正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现代司法制度普遍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就是为了防止肆意人为行为。冤假错案是刑事正义实现最大的障碍。刑法讲究谦抑性,刑事法官除了沉稳低调务实,千万不必张扬跋扈,更不能泾渭不分,越界乱来。必须坚守法律的底线,绝不能在原则问题上让半分步。
   只有每个司法工作者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行使权力,严格依法办案,每一个公民才会真正感受到司法公正。所以,坚持自己工作本身所规定的原则是每个人必须所牢记的道理。
责任编辑:重庆四中院管理员